世间万物对立统一，在对立中相互发展，在对立中得到统一。

繁与简是永恒的话题，二者看似矛盾重重水火不融，但繁与简的统一，有时却可形成惊人的美感。颜真卿的书法名帖《祭侄文稿》中忽而侧锋用笔，反复偃仰，浓墨写来酣畅淋漓，这可谓是“繁”，是“复杂”的表现。而有时在这些“复杂”的墨迹中却穿插着中锋的寥寥几笔，有若“凌空出世”，如破空而来，极为简约。就在这简约与繁复的鲜明对比中体现了《祭侄文稿》的宏伟魅力，成为中国书法史上部局谋篇繁简得体的典范。

白石先生的不倒翁画作，可谓中国画界不可多得的佳构。那三尺长卷，仅在下部用大写意笔法勾勒出一个颇具神采的不倒翁，而用画作的三分之二的空间来题诗作赋，尽显白石先生飘逸的书法。那力能扛鼎的字迹，更加之白石老人的古诗才情，使得画作亘古不朽。

画作的成功源于画家对“繁简”的领悟。画家避实就虚，将题款复杂化，洋洋洒洒数百字，而将画作的主体简约化。这种“本末倒置”的繁简安排构成了图画惊人的魅力。“问渠哪得清如许，为有源头活水来。”是呀，正是这几千年来中国文人所形成的特有的关于“繁与简”的审美，滋养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别样情调。中国古诗是语言的艺术，它的高明所在，也源于合理地处理了繁与简的关系。

《琵琶行》，千古名篇。白氏不惜笔墨，刷刷点点近百字，极力描摹琵琶琴声之优美，使人如临其境，谁不为“大珠小珠落玉盘”的天籁之音所陶醉？而末尾作者却极其简练地写出“座中泣下谁最多，江州司马青衫湿”，而戛然收束。给人以无尽遐想，似有无尽弦外之音，使得琵琶之声，绕梁三日而余音不绝。

诗书画印，实为一体，它们相互融合，铸成了中国灿烂的传统文化之华章。而诗书画印诸华章的无尽韵味，首推神奇的繁简之美。